楷草书自书诗卷

　　明朝后期，政治腐败，文化却较为发达。有人把这个时间称做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。我同意这个说法。外国人也说过类似的话，“鲁本斯（一五七七—一六四O）和伦勃朗（一六O六—一六六九）他们在欧洲的最西端，用油画颜料创作的绘画作品，在精神和题材上同当时一些最有趣的中国画出奇的相似，而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可能的联系和渊源关系。这种平行的发展，可能是由于双方社会有种难以解释的相似情况所致”。（韦尔斯著《世界史纲》八三六页）。

　　中国人写文章喜欢引用外国人话，我们还可以把冯梦龙、汤显祖等等名字摆出来，同当时欧洲文艺复兴的名字相比较，便会发现许多更有趣的情况。他们之间不似相似，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种情况足以引导我们进入深层的思考，使我们猛醒。这时候我们会看到，与西欧相比，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被统治者的屠刀镇压下去了，留下来的只是一个苦不堪言的血腥的梦。

　　清兵入关后，出现了一个全民族无条件投降的局面。当时是“生降死不降，男降女水降，妓降优不降”（见马叙伦著《读书续记》卷一）。生降是服装发式变为旗装，死不降是死后入殓可以着明朝服装。男降指剃发，女不降指可以缠足。妓降是妓女必须旗装，优不降是唱戏的在舞台上可以着明朝的服装，即戏装。清兵所到之处，强令剃发。叫做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。据说旧时剃头挑子上的木竿，就是用来挂人头示众的。

　　这情形很是悲惨的，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亡国。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还有一位书法家说，你们不要宣传傅山了，有碍民族团结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奇谈怪论比上述“留发不留头”等等更加可怕。仔细想来，统治者的屠刀不仅镇压了中国的文艺复兴，同时也铲毁了可以产生狂草的园地。

　　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或说某一个性的时候，总要寻找造成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。其实，任何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条件，都可以造就出多种多样以至数之不尽的个性，只有在严酷的历史关头，丰富而多变的个性，才会忽然变为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事物。在明清之际的士君子阶级，也就是知识分子们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：一条是被杀，壮烈牺牲；再一条就是承认眼前的现实，也就是屈服。被杀的很多，屈服的更多。

　　傅山究竟与众不同，他没有被杀，也没有屈服。他年轻时，侠肝义胆仗义执言，敢于同阉党爪做斗争，人称“义士”。后来刻苦读书，立志报效国家。他既痛恨当时的政治腐败，又反对张献忠李自成杀人如麻的所谓农民暴动。李自成攻打太原，傅山是守将聘请的军前赞画。太原失守，他负母逃进寿阳山中。不久，李自成兵败如山倒，清兵入关进占太原，他听说剃发令下，便进了寿阳五峰山龙池观，拜全真道的北方道长还阳真人郭静中为师，当了道士。这理由很简单，当了道士，就不用剃发了。

　　在傅山看来，人民服装发式一变，国已不国，已经亡国，自己就成了外国侨民了，搬家到东黄水，就号侨黄。搬家在松庄，就号松侨。或直接写作侨山。他当的是道士，住的是佛寺，研读的却是儒家的经典。他四处奔走呼号，以反清复明为已任。顺治六年大同总兵姜壤暴动，太原西山一带数县农民组成“交山军”予以响应。傅山的两个同学王如金、薛宗周也在其中。

　　“交山军”进军太原，在晋祠与清兵交战，苦战数日，王薛二人兵败身死。傅山作《汾二子传》痛悼他们。他说，“二子果先我赴义……往者不悔，来者不豫，何哉，我乃今愧二子。”顺治十一年，傅山因河南宋谦一案牵连人狱。据载，宋谦是南明任命的北方总兵，其称傅山也接受了南明的“扎子”，即任命书。傅山平日穿红色道袍，人称“朱衣道人”，此案后人就写作“甲午朱衣道人案”。

　　全祖望在《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》中说，“先生入狱，抗词不屈，绝食九日，几死。”并说，“门入出奇计救之生还”。营救傅山的人，据丁宝铨所编年谱中说，有尚书龚定孳、都堂孙茂兰、巡抚陈应泰、司理魏一鳌、太原知府边大绶及幕僚纪映钟等等，都是掌权的汉官，是朋友，却不是“门人”。有的研究家一定要搞清当时他们出了什么“奇计”。如果搞不清，就是没有这回事，试想，就是当时上述这些“朋友”的至亲好在能打听出来他们捣了什么鬼吗？更何况三百多年以后的我辈。

　　我们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，只应该看他们的基本事实，这就是傅山究竟有罪没有。如果他没罪，就用不着决心一死；如果他没罪，就用不着救他；如果他没罪，他母亲就不会说，“道人儿（指傅山）被系乃自然之事，即死亦兮，不必救他，若果相念，请救眉出狱，得延傅氏香火，足矣。”（见《年谱》）既然真的有罪，那就必有“奇计”在其中，至于细节则无须细问了。傅山出狱后作诗曰：“病还山寺可，生出狱门羞。有头朝老母，无面对神州。”多年后又作诗曰：“甲午朱衣系，自分处士殉。死之有遗恨，不死亦羞涩”。这才是他的行状，他的心境，他的个性。

　　傅山出狱后仍不死心，曾到南方一游，想了解南明抗清的情势。情势不能令人乐观，回来路过连云港，住在连云港附近的倒座崖，有一件草书作品留下来。我认为这是傅山狂草的代表作，标题《东海倒座崖》（《霜红龛集》卷三）。这是一首五古：“关窗出海云，布被裹秋皓。夜半潮声来，鳌抃郁州倒。一灯续日月，不寐照烦恼。佛事冯血性，望望田横岛。不生不死间，如何为怀抱。”日月等于明，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，多年后写此墨迹时，他为了不惹麻烦，把这一联删掉了。“烦恼”也是当年南游归来时的烦恼，后来也不想再提起了。墨迹“冯”作“要”，“望望”作“此近”。

　　丁氏年谱将此诗录于顺治十六年，五十三岁，罗振玉按，“知先生是时归当属望于东海也。”其书写之时，当在此后许多年。清初，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志士们，后来见天下事已不可为，都陆续隐去。傅山自然也不例外。傅山自此次南游归来，隐居太原府西山之崛围山。据驰之诚说，“闭门读书，二十年不见生客。”据傅山自己说，其间曾有多年不作书法创作。我猜想可能是肩肘炎，又称五十肩。细审其风格，可见此件当在七十岁左右所书。

　　傅山书法，初学赵董，明亡以后专攻鲁公，其后却直取魏晋。观此件风格，不但没有赵董的痕迹，甚至鲁公的痕迹也很少了，其笔法、墨法，已经非常老到，非常精彩，非常耐人寻味了。原件八尺有余，瞻之仰之，令人感到振奋。社会事物有正反合的过程，人的经历也往往有此过程，书法创作也是如此。虽然具体内容各不相同，过程则是相似的。

　　傅山最初学赵董，在他的经历中这就成了“正”，后来不满于赵董，改学颜体，这就成了“反”，再后直学魏晋，逆流而上，直入渊薮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合”了。傅山说：“楷书不知篆隶之变，任写到妙处，终是俗格。”草书自然更是如此。草书来源于大篆，取法于隶书，不入此境，决不能得其奥妙。明乎此，方可言脱俗。《东海倒座崖》恰好证实了傅山的这一论点。对那些一直没有进入“合”的，甚至都还没有进入“反”的人，怎么能同他们深谈此道呢？这就是所谓的境界。

　　傅山一生，也有三个阶段。年轻时（三十八岁前）忠于明王朝，明亡后以反清复明为己任，入狱，被拷打。绝食，出狱后又去南方，一直到五十三岁这个时间，共十五年左右。后来遁入山林，苦读诗书，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“研经以待”。他研读儒家的经典，颇有所得，深信中华民族、中国文化不会灭亡。他愿做“老臂荒鸡”，唤醒后辈子孙，坚守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。起个别号曰公之它。它也者，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也。

　　石道人也是此意。公也者，无私之谓也。他说，“读书洒脱一番，长进一番”，“不惟不许今人瞒过，并不许古人瞒过。”这些精辟的教导，永远都会启迪着后人。若论读书与书法的关系，我们可以说，天下读书人不一定都长于书法，而长于书法的却无一不是善于读书的人。现在太原崛围山上多福寺的大殿前廊里立着一通碑，上写“傅山主读书处”。我猜想此碑当初是多福寺南边不远的青羊庵里的。

　　傅山曾别号“青羊庵主”，那才是他二十年不见生客的读书处。后人为纪念他立了此碑，后来青羊庵被焚毁，人们才将此碑移到这里。这后世立碑的人们，也都是有见识的人，不给先生立修行碑，不写炼丹处，倒写个意思平常而意味深远的“读书处”。大哉！高哉！别有天地者也。读书，读书，除了读书还有什么事情可做。傅山学过赵孟頫，明亡以后，因为厌恶投降满清的文人，兼及赵孟頫，把赵孟頫骂得体无完肤，而到了晚年又反回来，赞美赵孟頫。

　　他有一首诗《秉烛》：“秉烛起长叹，奇人想断殇。赵厮真足异，管婢亦非常。醉岂酒犹酒，老来狂更狂。斫轮余一笔，何处发文章。”（《霜红龛集》卷九）《庄子》说，“是以臣七十而老斫轮。”人不到七十，不敢自称斫轮。由此可知，傅山此诗是七十以后所作。赵厮指赵孟頫，管婢指赵夫人管仲姬。到了这个年龄，当他心境平和时，才看清了自己曾经痛骂过的赵孟頫，实际上是不可企及的。

　　傅山个性强，爱喝酒，爱骂人，见了凡人不理，不耐烦，尤其不耐俗。他的诗中“老来狂更狂”是绝对真实的自我写照。他瞧不起人，所以他得罪了人自己却不知道怎么得罪的。他的医道极高，笔记小说里写着，山西有一个在北京做买卖的人，大脑中得了不治之症，医生们说不出一年，劝他回家处理身后之事。隔了一年多，他又回到北京，北京的医生吃了一惊，一说是山西的叫傅青主的先生给治的，他们简直大惊失色。然而，因为先生不耐烦，见不得俗人，找他看病很难。遇到疑难大症，只有找傅山才有希望。

　　打听到傅山先生今天下午来某家喝茶，人们就让这病人穿上破烂衣裳，躺在这家人附近的墙根，不住地呻吟着。傅山过来，问同行的人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“一个外一来的可怜人，买卖赔了本，又身患绝症。听说本是好人家，知书识礼……不过，完了，没指望了。人生在世，不过如此呀”，话还说完，傅山说道，“把他抬进来，我给他诊诊脉。”谁知药到病除。

　　傅山在世时，人们把他当圣人，死后人们把当神仙。说到写字，傅山不给为人不正的人写字。据说有个和尚为人不正，想得到傅山的字，托一个傅山的朋友，假说给别人写字，傅山就写了。后来听说那和尚挂着这条字，傅山一怒之下就跟那朋友断了交。这虽然是传说，我却深信不疑。特别是草书，心中不可有丝毫芥蒂，否则绝对写不好。

　　你可以用各种书体应酬人，狂草绝不是应酬人的东西。据说有一位朋友想请傅山写字，傅山推托不过，说：“看今年八月十五怎么样吧，若有月亮，就能写，若没有月亮，那就写不成。光有月亮还不行，还得有酒肉，还不能人多，只寡人一位……”他的条件如此苛刻，自然写字不多。据说智永禅师，仅千字文就写了八百通，到如今传下来的不过两件。据说赵孟頫写字，多快好省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传下来的也多。

　　前面我们说，傅山的书作较少，赝品较多。有人对我说，“你所指做赝品的，不一定都是赝品，也许只是次品。”我同意。然而我又想，次品是怎么产生的？如果是技术水平低下，那就是赝品。如果是情绪不正常，那就是次品。柳公权说，“心正则笔正”。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把这个“心”字解释为情绪。如果解释为“心术”，这就不可捉摸了。而狂草，完全靠情绪。什么情绪是狂草所要求的最佳情绪呢？这就是愤怒。当然愤怒也是多种多样的，蛙也有怒，牛也有怒，水有怒涛，花有怒放，流氓无赖也有恼羞成怒……在这里请千万不要忘记原则，是“温柔敦厚”。

　　恩格斯说，“激愤创造了诗人。”（《反杜林论》）没有愤怒是不行的，而能开花结果的愤怒只是正人君子的愤怒，忠臣孝子英雄烈士的愤怒，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愤怒，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觉醒，民族的觉醒，大众的觉醒，是庄子所谓的“有大梦方有大觉”的伟大的觉醒。这么说，越说越抽象，不好把握。

　　换一个说法，从有名利的有所为的艺术，到无名利的为艺术而艺术有境界，然后，连为艺术而艺术也忘了，都抛弃了，只剩了自我的个性的自然流露。狂草绝不是为名利的东西，它甚至也不是为欣赏而创造的，它只是为了一种表现，为了自己，为了痛快，为了发泄，为了让人讨厌，为了不知何谓而为之……王铎是明朝南京的礼部尚书，后来是清初北京的礼部尚书，他不敢让人讨厌……

　　傅山则不然，他只是明朝的廪生，清初的道士，自称方外，自称侨民，自称野人，他放浪不羁，豪迈自适，东枉西逛，不管不顾，说话不顾圣贤，做事不近人性，他怕什么？他怕没人讨厌他！王铎的草书非常美，可以说非常典雅，无人可及，非常值得学习。傅山的狂草非常难看，非常独特，那种狂放似乎大大超过了王铎。不过，不能学，不可学，也不敢学，那不是学来的，那是生就的。

　　有人对我说，“我知道，你是学傅山的。”我只能唯唯否否而已。傅山的“四宁四毋”的书法理论，后世奉为经典。“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猾，宁真率毋安排。”即如在下，一生都在巧、媚、轻、猾、安排中度过，这种毛病根深蒂固深入骨髓，怎么能学傅山呢？怎么学得了呢？像我辈一生都是夹着尾巴做人，那夹着的尾巴能最后变为无有吗？这就是气质问题了。扬雄说，“砻诸错诸，质在其中。”（《法言》）在儒家看来，人的气质是可以改变的。

　　朱熹说，“读书可以变化气质。”（《语卷》）就算气质是能够变化的，又能怎么样。时代赋予我们的东西，远比读书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。我们即使能抗拒一切，我们能抗拒自己的尾巴吗？我们只能夹着它，我们能吃掉它吗？

　　前面说，明末可以算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，而傅山算得是这一运动中的众多猛将之一。这个运动是永远的被镇压下去了。中国落后于西欧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统治者的屠刀，直杀得整个士林鸦雀无声为止。历史上失掉的东西，永远不会重来。“文革”开始，陈伯达说，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。一句屁话，随风飘散，值得什么。从徐渭到石涛、八大，中暗到王铎、傅山等等，等等。这个运动是永远的过去了吗。从徐渭到石涛、八大，他们各人都演出了各自的悲剧。虽然各不相同，但都是悲剧。狂草不能顺利发展，正是这个悲剧的一种标帜。

　　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北京和王铎傅山他们的独特的个性，创造了连绵大草的新高峰。他们的成就，后人望尘莫及。整个士林雅雀无声之后，狂草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不见踪影。这是多么耐人寻味呀！傅山说，“作字先做人，人奇字自古”。我们喜欢狂草，我们呼唤狂草，我们盼望产生狂草，我们呼唤狂草，我们盼望产生狂草的大家，然而我们却无法产生出一个奇特的个性来。这是为什么？写到这里，只能兴一浩叹，还能说什么呢？

　　来源：世艺网

行草书七言诗轴